從當時的一般人看來，彷彿《新潮》的來勢更猛一點，引起青年們的同情更多一點。受《新青年》的影響，在北大學生中也創辦了幾份刊物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就是《新潮》。《新青年》的編輯作者群多是《新潮》的編輯作者群的師長們，他們之間的關係亦真實反映在《新潮》對《新青年》倡導之新文化運動的熱烈呼應和大力襄助上。《新潮》的主創者是傅斯年、羅家倫、顧頡剛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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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自發辦起雜誌羅家倫回憶說：「因為大家談天的結果，並且因為不甚滿意於《新青年》一部分的文章，當時大家便說：若是我們也來辦一個雜誌，一定可以和《新青年》抗?，於是《新潮》雜誌便應運而產生了。《新潮》的英文名字為TheRenaissance，也可以看見當時大家自命不凡的態度。」但是想歸想，談歸談，辦一份雜誌總歸還得有物質上的準備，這一點，是得到了師長們的支持才得以解決的。」後來，子俊和我又談起這層事。子俊說：「何如竟自嘗試一回呢？不成功也沒什麼不可以。」於是乎作了個預算。最難的是經濟方面，社員分配擔任外，不夠還多；至於文稿，或者不至於很拮据。我們想，我們都是北大的學生，學校或者可以幫我們成功。子俊就和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商量了一次。陳先生說：「只要你們有辦的決心，和長久支持的志願，經濟方面，可以由學校擔負。」這是我們初料所不及的，就約集同人，商量組織法了。最先和羅志希、康白情兩位研究辦法，其後有十多位在1918年10月13日，新潮社的第一次預備會中，確定了《新潮》的名稱和性質。「……叫固有的文化，分別的重新估價。在30年前的中國，這一切的一切，是何等的離經叛道，驚世駭俗。我們主張的輪廓，大致與《新青年》主張的範圍，相差無幾。其實我們天天與《新青年》主持者相接觸，自然彼此間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響。不過，從當時的一般人看來，彷彿《新潮》的來勢更猛一點，引起青年們的同情更多一點。《新潮》的第一卷第一期，復印到三版，銷到一萬三千冊，以後也常在一萬五千冊左右，則聲勢不可謂不浩大。到了民國8年上半年，文學革命運動已經擴大為新文化運動。等到五四運動的巨浪發生，更把他澎湃至全國的每一個角落，這股偉大的思潮，在許多方面很像是18世紀後期由法國開始，以後彌漫到全歐的「啟明運動」。《新潮》創刊號於1919年元月元日出版。二十開本，150頁。其中共有21篇文字，而傅斯年和羅家倫兩人就寫了14篇之多。傅斯年的《〈新潮〉發刊旨趣書》和羅家倫的《今日之世界〈新潮〉》兩文，標明了雜誌的宗旨。對於《新潮》當時的影響，羅家倫回憶說：「這個雜誌第一期出來以後，忽然大大地風行，初版只印一千份，不到十天要再版了，再版印了三千份，不到一個月又是三版了，三版又印了三千份。以後亞東書局拿去印成合訂又是三千份。以一部學生所做的雜誌，陡然有這樣大的銷數，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。最初大家辦這個雜誌的時候，還抱著好玩的心理，等到社會看重了，銷數一多，大家一方面有一種高興的心理，一方面有一種害怕的心理，因為害怕，所以研究的空氣愈加緊張，而《新潮》第二、三、四、五各期從客觀方面看來，確比第一期要進步一些。當時負責編輯的是我和孟真兩個，經理人是徐彥之和康白情兩個，社員不過二十多人，其中有顧頡剛、汪敬熙、俞平伯、江紹原、王星拱、周作人、孫伏園、葉紹鈞等幾位，孟真當時喜歡談哲學，談人生觀，他還做了幾個古書新評，是很有趣味的；我著重於談文學和思想問題，對於當時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地批評。有些文字，現在看過去是太幼稚了，但是在當時於破壞方面的效力，確是有一點。比較起來，我那篇《什麼是文學》在當時很有相當的影響，《駁胡先驌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》也很受當時的注意。頡剛的文字，多半是關於掊擊舊家庭制度和舊社會制度，關於婦女問題，也有許多篇文章加以討論，在當時大家以為是駭人聽聞的話，有婦女人格問題一篇，主張女子應當有獨立的人格，這篇東西，被江瀚看見了，拿去給徐世昌看，說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，那還得了。於是徐世昌拿這本《新潮》交給傅增湘，傅示意於蔡孑民，要他辭退了兩個教員，開除了兩個學生，就是當時所謂四凶，這兩個是《新青年》的編輯，兩個是《新潮》的編輯。蔡孑民先生當時堅持不肯，他覆林琴南的那一封信，不只是對林琴南說話，並且是對徐世昌而發的。引起北洋政府打壓林琴南的背後是徐樹錚，也就是段祺瑞，是代表當時軍人派之意見；而徐世昌也是所謂北洋文治派的領袖，當時北大同時受北洋文武兩派之反對，其情形之危險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但是蔡孑民這一封信得到了絕大輿論上之勝利，反因而學術界對他非常敬仰，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氣（Moral Courage）的地方。於是所謂新文化運動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其勢遂不可遏抑。」（待續）(旺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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